生命如火，岁月如歌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已告别军营33载。记不清有多少次从睡梦中醒来，使我一次次感悟到人生的真谛，那种军旅情、战友情，唤起了我对军旅生涯中一桩桩美好往事的回忆。

20岁那年，我带着父老乡亲的嘱托，带着对绿色军营的向往，第一次离开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，与一千多名同龄青年乘坐专列一路北上，来到全国人民所向往的首都北京，来到驻扎在石景山近郊的铁道兵第十五师五十六团新兵连。

我所在的新兵连坐落在一个名叫田村的半山腰上，这里没有砖瓦房，更看不到高楼大厦，放眼望去，一顶顶绿色的帐篷整齐地排列在那里，恰是牧民的蒙古包。

新兵连的生活特别艰苦，早饭和晚饭每人两个窝窝头，外加一碗玉米糊，只有中餐一顿米饭。记得我们班的湖南藉新兵为了抢米饭吃，弄得班长几次挨饿偷偷哭鼻子。为了这件事，连长火冒三丈，一气之下把这个班长撤了，重新派来一位山东藉大个子班长来收拾我们。

新兵训练也是极其严格和残酷的。训练场上，每个新兵都要从立正、稍息、报数、向左向右看齐、迈步、踢腿，走正步开始，一个动作出错，教官便不留情面，叫你出列，手把手进行单兵教练，一次不行，再来一次，直到完全学会掌握为止。白天训练再苦再累不打紧，最要命的是晚上的紧急集合，每当我们这些新兵蛋子进入梦乡，连里干部就在漆黑的夜晚有意折腾我们。嘟！嘟！嘟！---紧凑的哨声在操场上响个不停。紧急集合！班长叫醒大家，第一个全副武装从帐篷里冲了出来，1分30秒，仅仅用了1分30秒。而对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兵来说可就惨了，黑灯瞎火，情急之中有的把鞋子穿反了，有的把裤子误当上衣，有的找不到自己的帽子把别人的戴走了，还有的跑不出几十米背包就散架了，只好抱在怀里免强跟上队伍，真是洋相百出，狼狈不堪，无法形容。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。第一次紧急集合结束不久，我们刚刚脱下衣服钻进被窝，迷迷糊糊，欲睡似睡时，第二次紧急集合的哨声又响起来了，顿时全连新兵乱成一锅粥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搞得我们哭笑不得。有一天，我问班长，连长为啥要在黑夜这样折腾我们，班长说这是必修课，是对你们综合素质的一种磨练。

磨练也是考验。在新兵连，我不但学到了军人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，掌握了作为军人应该具备的“站如松、坐如钟、行如风”的军容与军姿，还读懂了军营内为什么挎包、水壸、毛巾要三点连一线，被子要叠成豆腐块，什么叫服从命令听从指挥，什么叫五湖四海战友情深，什么叫为人民服务，什么叫军民鱼水情，更懂得了如何做一名政治可靠，思想坚定，作风顽强、军事过硬的现代军人。

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很快就结束了，我被分配到五十六团所属的二营六连三排十一班。班长黄学芬，个头不高，稍胖，脸上总是挂着笑意，是1961年入伍的四川籍老兵。他和蔼可亲，对谁都是一个标准，严格要求大家做好每件事，完成好每天的工作任务。每次开班务会，他总是习惯地说，好好干，争取在部队里多留几年。那年年底，连里指导员找老班长谈话，决定让他退伍回原籍。老班长离开军营的那天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手说，小任，你要听班长和排长的话，好好干，争取在部队入党提干，并送给我一张照片留作纪念。50多年过去了，每当打开相册，看到老班长平易近人的笑容时，我就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，祝福他健康长寿。

“好好干”。老班长这句再简单不过的话，一直在激励着我，激励我拼命地去学习，拼命地去工作。一年以后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当上了班长。也许是连首长发现了我的某些特长，在我当班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又指派我到内蒙古自治区，科尔沁左旗去接新兵，并担任新兵连的文书。接兵工作完成以后，我回到原来所在的连队担任给养员，第一次脱离班长和排长的管理，独自一人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，执行买菜拉粮的任务。

日月如梭。转眼到了1969年年末。是继续留在部队，还是退伍回乡，我和其它老战友的心情一样，白天茶饭不思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生怕连首长盯住我的名字，在花名册上划个钩，把我发落回家。因为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，有谁不想在部队上好好多干几年呢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每当老兵退伍之时，营团一级的首长都要马不停蹄地下到连队摸底，稳定好军心。那个时期，我听得最多是“革命战士是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”。“一颗红星，两种准备”。“走得愉快，留得安心”。就这样，我含着泪水送走了梁福安、雷文聪、赵宝珠、韦国明、毛召普等一批最要好的老战友，而我却留了下来。

该走的走了，该留的也留下来了，我的心情也平静了许多。突然有一天，连部通讯员胡红望急忽忽跑来通知我，营里首长要找你谈话，请你马上去一趟。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，一口气跑到营部。教导员开门见山对我说，小鬼你干得不错，团里决定让你到一营二连担任司务长。司务长是干什么的，不就是负责连队干部战士吃喝拉撒睡的粮草官吗，我在心里犯嘀咕。第二天，我背着背包，翻过一座大山，只身来到驻扎在北京军区总后勤部大院内的一营二连报到，正式走马上任。

1970年11月，我第一次回家探亲，回到阔别五年之久的父母身边。乡亲们听说我回来了，都不约而同地跑来问长问短，尤其是看到我穿上了四个兜兜的军装，更是羡慕不易。探亲期间，我按照团政治处结婚政审报告批复的要求，与未婚妻一起到乡政府领取了结婚证。举行婚礼那天，没有鲜花的芳香，没有鞭炮的齐鸣，更没有高朋满座，只有几名小学生为我俩唱了几首歌。

30天的假期很快就到了，我把很多很多要说的话收藏起来，把眷恋之情埋藏在心底。临走那天，母亲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“妈，我走了，您要好好保重身体”。当我走出家门回头看时，母亲的脸上早已挂满了泪水。打那以后，每年回家探亲，母亲总是一个人默默地站在村口等我回来，回部队时她又把我送到村口，一直望着我的背影远远地离去。

机遇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。一年以后，也就是1971年的3月，团里又把我调到一营五连，并在这个连队先后担任副指导员、指导员职务。1973年4月，铁道兵部队扩充编制，我随连队一起调入新组建的铁十五师，七十五团一营。1976年5月，在京的铁道兵两个建制师整体改编为基建工程兵，我所在的团改编为基建工程兵第六十五大队。在随后的1980年和1981年的两年时间里，我分别在基建工程兵第九支队构件团、北京指挥部构件团担任指导员、副教导员职务。作为军人，什么事情最重要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“服从”二字最有份量，因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。十多年来，我在部队工作期间，先后进行过无数次的工作调动。每次调动，为我带来的是全新的工作环境、全新的官兵关系，全新的工作要求，更是对我思想上、政治上、业务上一次次的严格考验。

记得最后一次调动是在基建工程兵整体撤销的前夕，也就是1982年的8月。团里首长找我谈话，特意征求我的意见，问我是不是想继续留在北京工作，还是以你个人的北京户口与外地有北京户口的干部对调，解决好老婆孩子的随军问题。当时，团里首长一再安慰我，要我正确对待。因为我的随军报告，受部队整体撤销、北京市户口冻结的影响没有批下来，老婆孩子的户口问题只能在外地解决。听了团首长的这席话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调往部队番号及人员户口在湖南隆回，而部队在北京为航天系统施工的基建工程兵第三五二团一营。

同年11月，我最后一次回到故乡，将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安顿在湖南隆回县三五二团留守处。1983年10月，在天津大港油田承担施工任务的三五二团四营全体官兵，即将集体转业到航天工业部0六六基地，于是，我又从三五二团一营调到四营并随部队来到湖北远安县。

时针很快指向1984年，离部队集体转业的日子越来越近。这年的年初，我一颗红星头上戴，两面红旗挂两边，第二次来到湖南隆回县城，冒着严寒，乘汽车、坐火车、转轮船，一路颠簸，将妻子和两个孩子接到远安，把家安定下来，为结束长期两地分居，圆满地划上了句号。

我不会永远是军人，但我会永远记住自己曾经是一名军人。（任洪发  文）